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证券app排行榜前十名，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围绕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重要部署。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
我国高校专业布局情况如何，怎样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王春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基础学科决定原始创新高度，交叉学科成为科技突破新引擎。面对全球科技竞争，解决“卡脖子”问题迫切需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量质齐升，深度交叉融合势如破竹。
学科布局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国高校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已覆盖哲学、工学、理学、医学、农学等14个学科门类，其中包括2021年新增的交叉学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已有435所高校前瞻性布局878个交叉学科专业点，如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金融工程、健康工程等，这不仅体现了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更彰显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优势学科集群形成。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引领下，通过学科特区政策创新、科研资助改革等机制突破，以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战略支点，我国高等教育已构建起“基础学科攻坚+交叉学科突破”的双轮驱动体系。这些领军高校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领域，实现重点突破，重塑学科生态。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联手攻关“数字敦煌”工程，将传统敦煌学与数字技术结合，让千年敦煌展现在数字世界。
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增强。我国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984年全国首批22所试办研究生院相继设立以来，累计培养研究生逾1100万名。进入新时代，向重点领域输送高层次人才超730万名（博士60余万、硕士670余万）。2023年学位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分别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50个、83个，增设博士学位点830个，新增硕士学位点1921个，新增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6个。
科技支撑能力明显增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高校包揽两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牵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进步奖分别占总数的75.5%、75.6%、56.5%，充分表明高校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阵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我国有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甚至是世界一流前列。目前，中国内地共有496所高等院校2950个学科跻身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前百分之一，130所内地高校416个学科进入ESI前千分之一，其中51个学科进入ESI前万分之一。中国科学院大学以7个前万分之一学科领跑全球。
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全面推进教育目标、专业设置、课程教学、育人方式、办学模式、保障能力等的系统性改革。一方面，推动建立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引领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快速响应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教育形态，赋能教育变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一是调整人才培养目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代迫切需要高校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广阔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着力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整合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二是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积极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高绩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间，高校新增数量最多的前10个热门专业布点数均破百，分别是人工智能（532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471个）、智能制造工程（337个）、机器人工程（276个）、数字经济（226个）、网络与新媒体（176个）、智能科学与技术（160个）、智能建造（152个）、金融科技（124个）、网络空间安全（115个），全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
三是创新教育教学方式。通过“AI+”模式赋能科研、教学、管理，如安徽省13所高校联合构建“1+M+N”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基础+学科交叉+产业应用），覆盖全省本科。深圳技术大学推出10门AI微专业核心课程，结合本地化AI工具“润晓知”数字人，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和人才培养。
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是发挥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结合点的独特优势，创新学科发展路径的重大举措，下一步可从以下方面突破。
其一，突破高校围墙，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等途径，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面向科技发展前沿，提前布局学科新的生长点，围绕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组织实施一批学科突破先导项目。
其二，突破学科藩篱，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集聚不同学院和学科的优势力量，开展高质量有组织的科研。配套评价机制、保障机制等系统性改革，加强项目、平台、人才、资源等的一体化配置。
其三，突破评价桎梏，营造良好氛围，完善以质量、特色、贡献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制机制。摒弃单纯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主的评价方式，构建更有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发展环境。
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
在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方面进展和成效如何？
童天（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近年来，针对供需适配、服务升级、机制优化等问题，多地根据自身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秉持联合育才理念，整合各类育才用才主体和资源要素，灵活搭建不同类型的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在实践创新过程中各出妙招、靶向施策。
群链共舞，共创技能生态平台。广东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部署打造63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促进链主企业携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及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通过政府出政策、资金、管理，龙头企业出标准、岗位、师傅，院校出学生、教师、教学资源，形成校企地共同培训、共同评价、共同激励、共同管理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
聚焦特色，建立产教联合体平台。贵阳市建立了由4个政府部门、23所中高本学校、17家企业、4家科研机构、2家学会联合组成的市域产教联合体——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产教联合体。建立健全政府推动、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院校实施的工作机制，搭建公共人才供需信息平台，根据地区产业特点成立多个由企业运营的产业学院，组建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指导委员会，统筹成员单位的培训资源和需求，按照岗位要求开展人才培养。
跨区办学，构筑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苏州市政府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2所国内知名高校启动共建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共同体，围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课程建设与学科育人、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等，探索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校企共建百余个一流学科专业，首批遴选10对高校与企业合作共建，聚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融合形态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向，构建产学深度协同的育人机制。
抱团聚力，共建育才实体化平台。株洲市以校企地参股共建的方式成立科技职业学院，联合本地龙头企业共同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数字技术创新中心等实体化平台，紧扣区域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人才供需有效适配，促进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对接，助力中小企业技术升级。
也要看到，在数智化洪流中，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进一步放大，成为制约产业焕新的掣肘因素。一方面，数智科技改造劳动过程、重塑人才结构，人才短缺问题加剧。据测算，2025年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为2500万至3000万。智造技术正以30%以上的替代率大规模淘汰低技能人工。而我国仍有超15%的企业尚未启动智能化，近50%的企业处于单点或局部部署阶段。另一方面，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日益显现。高筑的校墙、泾渭分明的学科边界、单向的传授方式等传统办学育人模式，造成知识与生产脱节、实践与集成能力不足。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旨在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未来，高质量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需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构建全国一体化教育科技人才大数据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整合各类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纳入信息采集点位，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教育科技人才大数据体系，加强部门之间、央地之间数据汇聚、共享开放、供需对接和开发利用。
二是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把握教育综合改革的轻重缓急。充分利用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对科技和产业变革的精准感知，引导集聚先进企业、一流院所、一流专业和一流团队，为“人才慢变量”搭建超前谋划、科学应变的敏捷教育体系。学科专业改革要兼顾人才综合素质培育的长期性和知识更新的及时性，立足市场实际需求，开发新兴学科和培养新型人才。
三是差异化构建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区分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不同类型人才，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构建职普、校企、区域互补融合的学科共享共建体系，建立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区的学生选修课程制度以及校企间的师资互聘制度等。灵活配置学历提升、技能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培养模式，异地设立培育基地、研修中心等人才飞地。
四是推动职业素质教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依托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鼓励中小学与先进企业共建生产实践训练营，与高校共建科研训练营，激发青少年职业兴趣、引导创新实践，做好人才梯队培育。
畅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如何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从校园走进企业，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陈柏强（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联席理事长兼秘书长）：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发挥教育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出台了系列改革举措。例如，明确高校自主决定科技成果的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所获收益不再上缴国库，技术交易不再强制要求评估，引入协议定价机制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境实现重要变革。同时，大幅提升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转化奖励力度，明确规定现金和股权奖励比例不低于50%，多数高校超过70%，有的达到90%以上。此外，还针对奖励的落实配套实施减半纳税、递延纳税等优惠政策，出台支持科学家创业的政策，极大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在系列改革举措推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重大进展。据科技部评估中心发布的科技成果转化年报，2023年纳入统计的1557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额达到1371亿元，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近年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功培育出以三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一批科技领军企业，有力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支持科技冬奥的过程中，用智能技术打造数字大脑，让仿真技术模拟高山滑雪，以高精镜头追踪冰上轨迹，助力运动健儿科学训练和夺金摘银。
也要看到，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高。这反映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虽然已实现多点突破，但整体效能有待提升。首先，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资产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国有资产流失的思想顾虑依然存在，有些高校仍然“不敢转”或“转得慢”。其次，转化生态体系仍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够畅通，专业化服务能力缺乏，“不会转”的困惑和“转不好”的畏难情绪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再次，评价导向未实现根本性转变，思想认识尚未完全统一，“我要转”的自觉性不足，“争相转”的局面尚未全面形成。
下一步，要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从校园走进企业，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第一，着力破解国有资产监管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不折不扣落实。一是借鉴典型模式，全面推广赋权改革。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采取“先赋权后行权”“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转化模式，实现了“换道超车”，突破了制度障碍。二是设置专门持股平台，推动单列管理落地实施。北京等多地支持高校设立一级公司，作为专门的技术类股权持股平台。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已设置此类专门持股平台，对技术类资产与传统校办产业从源头上予以区分，按照科技成果转化高风险内在规律进行管理，为落实单列管理提供了具体方案。
第二，积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绝不是简单的技术交易，需下大力气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转化成功率。一要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实现高效贯通管理，使大学科技园回归科技成果转化主阵地。组建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和团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已成为行业发展共识。例如，北京理工大学通过建设“事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新型技术转移机构，组建了近40人的专职技术经理人团队，重点夯实概念验证、创业孵化和科技金融等核心环节，提供全生态链专业服务。二要汇聚社会资源，共同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例如，教育部推动建设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联合地方政府、国家高新区、重点企业、金融资本等各方力量，协同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建立健全以质量、绩效和贡献为核心的科技评价体系。一是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例如，将转化业绩纳入大学学科评估、教师职称评审指标体系证券app排行榜前十名，对长期闲置的高校专利实施限时转化或开放许可等，引导和倒逼高校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近年来，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通过增设科技成果转化职称系列，有效激发了科技成果转化活力。二是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思想自觉。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要通过创新理论通识教育、先进典型代表宣传引导等多种方式，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尊重科技成果转化和科学家创业的良好氛围，使科技成果转化成为高校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自觉行为，系统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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