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
在武汉市中山大道，有一家沉浮30年的歌舞厅，聚集着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男女，日日笙歌跳舞。
他们回忆青春，渴望爱情，找寻陪伴，在暧昧中消解寂寞，在喧嚣中抵抗孤独，建立起专属老年浪子的晚年生活秩序。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些老人活着一天，便舞蹈一天。
舞厅就是江湖
早上8点钟，阳光恰时普照，树影斑驳一地，中山大道上的人们陆续出动，一部分老人拎一袋热干面，提起买菜小推车，迈上台阶，走进一家婚纱店，他们最终目的地是四姐歌舞厅——武汉市最年久的歌舞厅之一，潜伏在婚纱店的拐角处。
这里是武汉最繁华时尚的地段，每隔20米便分布着一家点评平台上高分推荐的酒吧，其中，一家明星曾打卡过的清吧门口，贴着一张“楼上的叔叔阿姨睡着了，请大家都小声一点儿”的告示。
年轻人偏爱入夜微醺，可他们不知道，300米开外，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爹爹婆婆，日日迎着清晨的太阳笙歌跳舞。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爹爹95岁，60后、70后被称为“年轻人”，再小的堪称罕见。
就连舞厅的服务员也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的面相不算友善，操着一口声调上扬又紧接着下沉的武汉普通话，对我和同事三个突然闯入的年轻人，发出掷地有声的疑问：“你们是来干嘛的？”
舞厅到处散发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味道。前台的岛台由小块的金色瓷砖拼接而成，门口摆着一张长木椅，天花板贴着天空图案的壁纸，楼顶低矮，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麻将室，下层是舞厅与简陋的KTV。
这里的冰柜一好一坏，好的零落摆着啤酒可乐矿泉水，坏的塞满各式各样的保温杯。货架上全是果干、瓜子。
营业时间分为早午晚三场，早场票价7块，午、晚场10块。向服务员说明来意、出示证件后，我们买了三张门票，进入舞厅。
穿过浸润在粉紫色灯光中的走廊，舞厅映入眼帘，宽敞而暧昧。
舞厅约300平米，中间是舞池，DJ台上挂着闪烁霓虹光的“舞”字，进门左侧放置红色印花沙发椅的地方是散客区，其余摆着茶几和联排沙发的则是群客预定的位置。
跳舞的人三五围坐寒暄，他们面前的小圆桌上除了保温杯、塑料袋里的花生瓜子，还有一只老式铝壶——水1块钱1壶，免费无限续。
舞客们多是常客，在这里跳了十几年，彼此相熟。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乍然出现的不速之客，我们环视舞厅的同时，他们也时刻谨慎怀疑地凝视我们，在某个角落议论着“今天来的年轻人”。
目目相对僵持15分钟后，音乐响起，所有猜测与戒备戛然而止，人们邀请相邻的舞伴，一对一对，进入舞池。
沙发卡座上残留着烟味，舞池的灯忽明忽暗，激光来回闪射，舞曲时而舒缓，时而欢快，人们手搭着肩、搂着腰，随着音乐前进、后退、转圈、下腰。
舞曲声、皮鞋与木地板碰撞出的踢踏声、三五人凑在一起的闲聊声，所有声音交织起来，把人带回迪斯科盛行的年代。那时，一切蓬勃待发，人们对生活葆以最大的热情、最无畏的冲劲。
刘云桥便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她是四姐歌舞厅的老板，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姐”。
单看她的外表，你或许无法想象四姐是一个娱乐场所的“幕后老大”。她皮肤白皙，戴玳瑁色眼镜，笑眼下洒落一对梨涡。可当严肃时收起笑容，她满脸神色的重点便转移到眼睛上，露出“他横任他横，我自倔强”的目光，不怒而威。
这种善良而不妥协的性格造就四姐的事业。她今年69岁，开了31年舞厅，在武汉市歌舞圈内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家里最小也最受宠的孩子，四姐成年后顶替父亲的岗位，成为一家国营单位的会计。
1989年，下海经商热潮前夕，四姐停薪留职，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做起副食批发生意。后来随着车站搬迁，她慢慢转向经营舞厅。
四姐形容自己年轻时的性格“蛮文雅，喜欢跳舞唱歌，喜欢交朋友”，武汉市还没有舞厅时，她就提着三洋音响在马路上跳舞。开舞厅后，她结交到许多朋友，因舞厅的氛围而开心，“每天不用寂寞了”。
但舞厅就是江湖，混迹江湖总有磕绊。开第一家舞厅时，四姐常遇到混混砸场。那时有收保护费的说法，一天，一批刚出狱的混混来到舞厅，把四姐逼到房间里，要她每月交1万元保护费。四姐说，我开场子，自己都保护不了，还开什么嘞？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我就不会给你1万块钱。
回忆这个场景时，四姐目光坚定，一副铁了心硬碰硬的神情。双方僵持不下，四姐抛出台阶，如果对方肯给面子，她愿意请乐队给他们献首歌，如果对方硬要坚持，他们只能一直耗着。
四姐说：“我不怕事，我不惹事”，她的韧劲最终逼退混混们。其中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还被四姐留下来，成为舞厅的音响师，一晃30年。
四姐的第一家舞厅名叫梦卡，后面是大光明、海岛、四丫。直到她50岁，年纪长了，再叫“四丫”不合适，就变成“四姐”，舞厅也跟着升了辈。
“坐家里，不是要我等死吗？”
梁实初拎着奶茶走进舞厅，中场间歇，他看到我独自坐在角落，邀我跳舞，由于没有舞蹈经验，我本想拒绝，他却坚持说愿意教我。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短暂成为舞客的3天里，不下10位爹爹婆婆主动教我们跳舞。
与梁实初跳舞时正赶上慢曲，我用手搭着他的肩，他把手放在我的腰上，带我随音乐晃动身体。慢曲重在依偎，梁实初的身体靠近，我感到一阵局促，在交谈中，我们逐渐放松下来。
他今年76岁，上海人，与老伴分居，跟随儿子搬到武汉，每天下午或晚上搭公交车到舞厅。20多年前，梁实初混迹迪厅自学舞步，此后跳舞直到现在。他的话不多，交谈中只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唯有教舞蹈动作时才展露更多表情。尽管已经76岁，但他的舞姿摇曳，扭腰带胯，一步一摇。
三首歌跳下来，我已微微冒汗，脑袋也因为频繁的转圈有些晕眩，梁实初的精力却不见消减，在我落座休息后，他又重新进入舞池，继续寻找下一位舞伴。
在舞厅里，像梁实初这样不知疲倦的人并不少见。
70多岁的白歌属于最热情的一批舞客。她曾是工人，年轻时便爱跳舞，由于担心与异性搭档影响风评，便自学男步，组织单位的女同事跳。如今，她在四姐舞厅里也时常站男位。
白歌身穿一袭白裙，头戴编织草帽，与一位红裙女士搭档，旋转、跳跃，裙摆飞扬，从舞池的一侧跳到另一侧，翩然的样子吸引全场目光。
她会激动地大喊“我最喜欢年轻人了”，无所顾忌地在镜头前展示舞姿；也会在跳舞时袒露烦恼——老公中风20多年，她不得不同时打多份工养活家庭。
与舞厅里的同龄人相比，白歌的脸略显松垮，可跳起舞来，她却是最有劲头的，在她身上，生活的不易全被跳舞的力量掩埋。
舞厅里多数老人是随机配对舞蹈，也有人跳得久了，渐渐结成固定舞伴。
四姐歌舞厅的最后一首歌是“快三”舞曲，舞步需要两人配合，以快步旋转的姿势绕场。一首歌五六分钟的时间，申业明与田桂兰伴从不停歇，总是场上跳到最后的一对。
他们已搭档9年，在生活中也变成朋友，两个家庭时有来往。在两人看来，跳舞就是锻炼，跳完心情愉悦，回家买菜、做饭更有力气。
时间久了，他们因精力旺盛变得出名，走到哪个舞厅都有人认得，说他们是“绿洲”（四姐歌舞厅的曾用名）来的。
舞客们看似潇洒，其实历经沧桑，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的知青岁月，提到下岗潮与那个年代的商海沉浮。如今前半生的动荡远去，这批老人本该安享晚年，衰老与疾病却又不请自来。
许梅晴今年75岁，与她讲话时，很难不注意到她严丝合缝的唇妆，精致模样让人想象不出在她的右脑处，有一块洼下去的地方，那是脑瘤手术的痕迹。
她在武汉读书、成长，青年时期到湖北孝感当知青，后被调至黄石钢厂，2001年退休，又找了份幼儿园的工作。
那时，许梅晴白天还在正常上班，晚上身体突发不适，去医院检查才得知，脑子里长了个蘸料碗口大小的瘤子，好在是良性，切除手术顺利。
康复后，闲不住的许梅晴本想回幼儿园上班，结果遭到家人的强烈阻拦。“坐家里，不是要我等死吗”，许梅晴心里想。
她开始学跳舞，后来跳得越来越好，从公园跳到舞厅，每天清晨带上一条半身裙，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舞厅，跳舞时换上裙子，跳完再穿回裤子坐车回家。
王时珍也曾“死里逃生”。她住在武昌区，到四姐歌舞厅需要跨越长江，来回通勤三个小时。即便如此，王时珍依旧每周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下刀子都出来”。
2019年，她持续胃痛，连着一段时间缺席舞厅。舞友劝她到医院做肠胃镜检查，她却说：“你才有病呢”，结果对方告知刚开完刀。最终，王时珍查出结肠癌。那时她的病情已趋于严重，“要死就死，要活就活”，她全然不怕，却捡回一条命。
王时珍是舞厅里的红人，昵称“战神玫瑰”。由于多次漂染，她的头发干黄，直直地盘在头顶，手感如同枯草。她爱看古装剧，总在眉间点颗红痣，从前用彩笔画，后来才得知有现成的印章。她的衣服全由自己手工缝制，穿了件拼接鸵鸟毛的露肩上衣。
战神玫瑰抽烟、喝酒，哪怕走过一趟鬼门关，还是本性不移，好像没什么事情值得她害怕。
她曾叫“明天的玫瑰”，术后改为“战神玫瑰”，她形容自己如同战神，“战胜一切困难、一切疾病、一切污泥浊水”。前两年，战神玫瑰又查出两个“坨子”（肿瘤），丝毫不影响她舞得尽兴。
她说：“除了我不能动，只要我能动，我就出来。”
暧昧、欲望与孤独
战神玫瑰也在舞厅里谈过三四场恋爱。她坦然讲，这些男人都是她的情人，她不在乎钱，只看重爱和身体感受。
患癌前，她因丈夫持续打鼾且拒绝就医与他离婚。“我找丈夫就是过生活，过性生活，但没有办法，他打鼾咯，（搞得我）整夜不能睡觉。”
真性情的战神玫瑰曾经并非如此决绝，当初与丈夫结婚，“就是爱，别的不管”，后来丈夫不务正业，没钱就找战神玫瑰要，为了丈夫，她打工上夜班，从下午4点工作到凌晨2点甚至4点。
如今，战神玫瑰在舞厅里交过的男朋友也全部分手。他们没有联系方式，只有其中一个情人偶尔回到舞厅请她喝酒，战神玫瑰不会拒绝，对方带酒，她一定会付饭菜钱，除非对方提前买单。
在某种程度上，老人们之间的情人关系是隐晦的，但提及这些，战神玫瑰没有任何避讳，“我不怕，我一辈子不做坏事情，我什么东西都往上（短视频平台）发，人都说我是网红，我发的都是清清白白、认认真真的东西。”
在舞厅里，“情人”的存在是人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战神玫瑰一样坦荡，有人直白地渴望爱情，也有人在暗处难解相思之苦。
夜幕降临，舞厅变得年轻、激情。
舞曲有快慢之分，由快转慢时，舞厅的灯光全暗下来，只留天花板上一圈蓝色泛光。在朦胧的黑暗中，舞伴的距离拉近，女士双手搂住男士的脖子，男士环抱女士的腰，人们的身体紧贴，跟随音乐摇晃。比起跳快曲，此刻的氛围略显冷清，然而寂静之中，却一些情愫暗自生长。
人到迟暮之年，依然需要爱情。一部分舞厅里的独身老人并不掩饰他们的渴望。
周老师歌舞群的成员几乎全是单身男女，他们将各自的要求告诉群主，群主为他们介绍合适的对象，定期组织联谊。在石头群里，有位成员曾公开表示要帮一位女士介绍身高在178cm以上的单身帅哥。
四姐说，至少几十对舞友在这里成家。舞厅相当于资源共享的平台，如果人们在路上向对方索要联系方式，很可能遭到拒绝，但跳过舞、彼此熟悉后，则顺其自然地相识，再约下次见面。一些相互欣赏的单身男女会为对方带一碗亲手煲的鸡汤、请对方到家里吃饭。
四姐歌舞厅的舞友以独居占多数，面临离异、丧偶、与伴侣分居或子女异地工作的境遇。
舞厅里的战神玫瑰自信张扬，喜欢招揽朋友，而回到家里，却是个女儿远嫁外地的孤单女人。有次生病，战神玫瑰独自强撑着卧床一周，无法做饭，只靠女儿远程点的外卖过活。
战神玫瑰与女儿的关系称不上好，两人常拌嘴，甚至战神玫瑰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时，两人还大吵一架。
其实一开始，战神玫瑰并不属于舞厅，等女儿结婚生子后，她才从公园转移到舞厅跳舞。战神玫瑰本想帮女儿带孩子，却遭到女婿的反对，女婿说她是流氓，“抽烟喝酒，打扮得怪里怪气”。
这些话不是当着战神玫瑰的面说的，“他敢当我（面）说吗”，在战神玫瑰看来，她是漂亮，“小家伙”反而特别喜欢跟她说话，女儿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她一辈子抽烟喝酒，不影响把女儿健康带大。
卸下厚重的妆，战神玫瑰的脸因长期服药而略显浮肿，她一个人做饭、喝酒，与花作伴——月季、玫瑰、茶花、杜鹃……各式各样，养了40多盆，早上6点起床浇水施肥。
战神玫瑰习惯独自生活，可始终更偏爱舞厅里的热闹。每逢节假日，她都主动组织活动，有时免费送票给舞友，为的是“（有人）陪我玩”。
70岁本是不再受物质条件束缚、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可随着独居成为常态，老人们普遍经历着孤独，缺少与亲人、朋友的情感链接——一种人到晚年最深的念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报告（2021）》研究显示，中国23.76%的老年人存在孤独感，其中农村地区的比例高达28.5%。
老年人的家庭结构正在迅速变化，丧偶率提高、空巢家庭是常态，子女异地工作的比例持续扩大。家庭功能的退场，并非只是陪伴缺位，同时意味着日常照料、情感反馈和社会角色被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孤独的老人们走出家门，公园、社区广场，成为他们新的集结地。舞厅亦是其中之一，汇聚了一批同龄同频的舞友。
根据四姐的观察，每个舞蹈场次都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相熟的舞客们聚在一起，分享新闻，聊家长里短，所有人第一时间知道电视上报道和附近发生的新鲜事。在这里，他们不必顾及子女的脸色，“想说什么说什么，说完还跳了舞再走，回家睡觉肯定蛮舒服”。
四姐歌舞厅的舞客们自发建立起30多个群聊，每个群至少上百名成员。群名五花八门，包括“轻舞飞扬”“相聚随缘”“石头”“周老师”等。群主是“老大”，组织群友们跳舞、唱歌、旅游。不同的群约定好，按照固定时间来到四姐歌舞厅，以免舞厅拥挤。例如，石头群的成员每周一、二、四下午1点半出现。
每场舞会结束后，四姐给舞群赠送KTV包间，群员们便去唱歌，唱完再集体到周边吃饭。如果有时间，他们还组团打牌，大半天的时间都与群友度过。参与活动的群员将舞蹈唱歌的视频发到群里，其他成员则发送红花背景、黄色“鼓掌”字样的表情包。
群内早晚最热闹，问候语录、早安晚安表情包刷屏。下雨天，有人在群里提醒成员出门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有时，气氛烘托起来，还有人直接在群里发送一条60秒语音条，互相接歌。
按四姐的话说，一个群聊如同一个班级，群员互为同学，每个“班”的凝聚力极强。
离开的、留下的
在四姐歌舞厅，人人都知道，有位叫张世昌的爹爹，95岁，年纪最长。他的子女帮他在舞厅周边的弄堂里租了房，房子距离儿子的住处2分钟，到舞厅5分钟。
张世昌每天穿着白衬衫，打好领带，准时出席舞厅。直到2026年农历新年过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腿脚不便，只能卧床休息，便再没来过。
张世昌的妻子4年前去世，他独居，房间临街，由于怕出现意外，房门总是虚掩着，以便随时呼救。房间内部不大，将就放下一张床，床头摆着张世昌年轻时的照片和领带，床尾挨着卫生间。
看到陌生年轻人的到来，张世昌的兴奋多于担忧。他强撑着从床上坐起来，摸过他的手臂，才懂什么是真正的皮包骨，那是衰老进程中让人无力抵抗的荒凉感。这位不服输的老人扶着床沿颤抖地站起来，向我们展示“慢四”舞步。
他开口讲起年轻时的遗憾，夸赞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孙，倾诉他因身体恶化而无法舞蹈的迫不得已，仿佛好不容易等来听众，想把自己的一生絮絮说尽。
张世昌讲述的兴头渐盛时，李宝珍带着一份米粉回到房间，让他先吃早饭。
李宝珍是张世昌的舞伴，今年77岁，与张世昌搭档舞蹈7年，时不时到张世昌家看望他。她熟练地帮张世昌穿衣服，拿出床旁的椅子请我们坐下，再把从家里带的虾一一剥进刚洗好的碗里。
张世昌的女儿通过家里的监控看到我们，第一件事不是联系张世昌，而是给李宝珍打电话确认我们的身份。
李宝珍告诉我们，7年前，常坐在舞厅前面的张世昌主动跑到后面，邀请她跳舞。那时，李宝珍的舞步仍有欠缺，而张世昌跳得年岁久、舞步轻快，总是耐心教她。
跳得熟了，两人逐渐成为搭档，后来变成朋友，互相照顾。
在李宝珍的催促下，张世昌只得先掐灭话头，吃起早饭。
正如李宝珍对张世昌的照顾，舞厅里的情谊不局限于某种关系之中，老朋友们更像家人，彼此分享，彼此牵挂。
如果有人长期不来舞厅露面或不打电话，相互之间一定会确认对方的状态；如果谁生病或家里有红白事，相熟的朋友会互送礼金上门拜访；如果有人去世，他们会集体吊唁，一起送老友最后一程。
再回到舞厅，这些习惯悲痛的老人继续奏乐，活一天便舞蹈一天。
3月份，一位舞客的老公去世，四姐到山上吊唁，女儿劝她，这个年纪去葬礼不吉利，可四姐执意去送最后一程。
在她看来，生老病死是人的必由之路，人们终将走到这一步，与其担忧，不如勇敢地面对，在疾病和死亡来临前享受生活。
作为舞厅的老板，四姐担负的是大家长的角色。她说，舞客不论年纪大小，进门都喊她声四姐，而她要对得起这个称呼。
舞厅每年只歇业3天，除夕、大年初一、初二。
即便如此，仍有舞客请四姐不要关门，“你关门我们三十上哪儿过去呀，小孩都不回来，都蛮忙，我一个人在家很孤独，别人都在过年，我在家关着”。
四姐的前台上“扒”着许多纸条，上面记录了舞客及其子女的电话号码，那是老人们主动留下的。他们多数上了年纪，独居，怕出意外，就把号码留给四姐。假使哪天没来跳舞，要请四姐打电话确认安全。
舞曲终将跳罢，灯光熄灭，吵闹归宁，舞池笼罩在半明半暗中，空荡、寂静，难免使人唏嘘。
但，别为它担心，明天的太阳升起时，这里依旧欢歌笑语。
*梁实初、白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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